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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有PG One、重庆有GAI那么问题来了:上海有嘻哈吗?

日期:2019-05-28     浏览: 次   编辑:admin

  1995年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,伴着颇有年代感的迪斯科舞曲,手足无措的赵丽蓉问身边留着马尾辫的巩汉林:“啥叫RAP(注:说唱)?”

  于是,就有了“麻辣鸡丝”那段脍炙人口的“评剧说唱”——虽与真正意义上的说唱音乐相去甚远,倒也将说唱这一嘻哈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,第一次推向广大中国观众。

  22年后的这个夏天,一档名为《中国有嘻哈》的选秀节目横扫中文互联网,点燃了大众对嘻哈文化的好奇心与热情。一夜之间,“有没有style(注:即兴说唱)”成为网上最热门的“梗”,而微信公众号则开始教导“如何优雅地diss(注:抨击)老板”……甚至,挎着LV包包的女白领也悄悄扣上了一顶“PG One(注:《中国有嘻哈》参赛选手)同款”棒球帽。

  总播放量26.9亿,场均播放量2.24亿,《中国有嘻哈》可谓“现象级”。更重要的是,人们开始意识到,在此之前从未真正进入过主流视野的说唱音乐乃至嘻哈文化,其实早已在中国生根发芽。嘻哈文化聚拢起大批热情、独立、有着鲜明态度与个的年轻人,成为青年流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  而在海纳百川的上海,嘻哈自然从未缺席。兼容并包的城市文化,为嘻哈提供了生存空间与生长土壤,也为热爱嘻哈的年轻人提供了舞台,让他们能够以他们所钟爱的音乐形式表达自我。

  上海的嘻哈青年们更习惯于将嘻哈唤作“黑泡泡”,因为“嘻哈”的英文读音hip-hop酷肖沪语中这一并无实际意义的单词。秉持着上海人一贯的低调与务实,一直以来,这群特立独行的年轻人都以自己的方式默默地“玩黑泡泡”。

  曾经的“乖小囡”Trouble,如今正致力于用说唱的方式诉说“上海情怀”。

  1984年出生的刘良骥从18岁起就开始玩“黑泡泡”,算得圈子里的“老人”了。按照他的说法,目前活跃在上海且具备一定水准和知名度的说唱歌手、说唱组合,总数不超过20个。

  “吸霾男孩”组合算是二十分之一。这个立志要“把乌烟瘴气的东西都吸吸干净”的说唱组合,由3位年龄相仿的上海青年组成:1989年出生的曹文骐平日是一名自由摄影师和半职业拳击手;生于1988年的江尧新婚燕尔,号称“上海滩最嘻哈的中学体育老师”;而江尧婚礼上的伴郎、他的大学同学李津东,平时是位广告人。

  艺名分别为GALI和Trouble的两位年轻人则相对“职业”。1992年出生的GALI,是沪上某公司旗下的签约艺人,在上海“黑泡泡”圈子里人气颇高,坐拥不少歌迷。而1990年出生的Trouble曾是出身教师家庭的“乖小囡”,大学毕业后却成为一家公司的音乐总监,如今更是自立门户,有了属于自己的说唱音乐厂牌(注:独立音乐制作公司)。

  暂未被列入“20人大名单”的陈汝轶出生于1990年,他做过酒店行政,干过市场销售,现在的主业是舞蹈教练。说唱一直是陈汝轶的一大兴趣,但直到2015年,他才初涉专业的说唱音乐制作,开始和友人尝试“认真弄点东西”。

  这些“黑泡泡”的经历各不相同,但若要问他们是如何成为“黑泡泡”的,故事其实大同小异。

  这些故事基本都发生在21世纪的头十年里,往往发端于一张唱片,或是一段如今看来画质很“渣”的网络。通过那些唱片和,“黑泡泡”们不可自拔地认识了Eminem、50 Cent、Jay-Z等美国知名说唱歌手并迷上这种音乐形式,继而开始研究如何去押韵创作一首说唱歌曲。

  直到某一天,他们不顾家人的反对或是干脆瞒着家人,套上宽大的T恤和帽衫,戴上墨镜和夸张的项链,在live house(注:小型室内音乐演出场馆)、酒吧以及互联网上唱出自己的歌。那一刻,他们便自动成为“黑泡泡”。

  李津东的母亲某天突然感慨:“阿拉那个年代的音乐都老美好的。现在呢?这些小年轻搞的梭哈音乐,都是骂人的!”

  曹文骐的母亲则认定,自己那个纹身的儿子必然是学坏了,而罪魁祸首就是“黑泡泡”这个“不二不三”的东西。

  天晓得李津东最终有没有帮母亲厘清“梭哈”与“嘻哈”的区别,但“不二不三”在上海方言里,却实打实是个程度极高的贬义词。

  今时今日,恐怕很少还会有人觉得说唱是带音乐伴奏的数来宝或是快板书,然而“黑泡泡”们依然不得不面对来自身边的误解与偏见——即便陈汝轶的母亲会和他一起在电脑前看《中国有嘻哈》,她也依然觉得儿子在闲暇时搞的那些东西,压根就是不务正业。

  “吸霾男孩”选择在“做自己”的同时,“以积极正面的形象,用主流化的嘻哈风格及内容面向听众”——这段话写在他们网易云音乐的“歌手详情”页面里,同时也贯彻于音乐创作。

  中学体育教师江尧对市面上那些“教坏小朋友”的歌深恶痛绝,“那些肯定会让人觉得不二不三的呀!”他们的歌,则苦口婆心地规劝那些流连夜场的少男少女,“差不多就回家吧”。

  更多时候,他们用最接地气的方式嘻嘻哈哈地讲述身边最熟悉的市井生活。他们甚至写了一首复古迪斯科风格的歌,歌名就叫《广场舞》。曹文骐说,这首歌的创作动机异常简单:“阿姨妈妈们跳广场舞老是放的歌多没劲!有机会也放放我们的歌呀!”

  而Trouble在“接地气”的实践中,则处处透着一种海派文化的优雅,同时又带点生活的烟火气。他在歌词里写讲究情调却只舍得买便利店里最便宜红酒的母亲;写用收破烂的钱买演出票,然后把票子郑重叠在手帕里的奶奶。他写72家房客、八仙桌、外滩的江风和穿着睡衣叼着烟打的爷叔……

  Trouble把这首歌定名为《Flavour》,译作“腔调”,这个上海人喜欢挂在嘴边的词。Trouble说上海人爱面子、不爱管闲事,上海的“黑泡泡”们也是一样,因此极少会掺和进国内嘻哈圈子的恩恩怨怨:“与其在歌里隔空对骂,还不如写写上海小市民的浪漫。”

  有网友在《Flavour》这首歌下面留言:开头的采样用的是沪剧《碧落黄泉》的选段,有味道!

  随着《中国有嘻哈》的爆红,曾经养在深闺的“黑泡泡”一夜之间成为无数企业和品牌眼中,一件用以宣示自己“紧跟潮流”的绝佳道具。曹文骐同记者聊起他们最近遭遇的一次荒唐经历:“有个楼盘开盘,公关找到我们,微信上劈头盖脸发过来一段广告词,叫我们在活动现场用style唱出来。你说你一个卖房子的,叫我怎么唱?”

  虽然飞速涌向“黑泡泡”们的资本,给这些一贯不羁的年轻人带来了某种不适。但就如同韩国类似综艺节目《SHOW ME THE MONEY》那把“金钱”写入名称的直白标题,这场嘻哈风潮让无数说唱歌手第一次嗅到了如此浓烈的、真金白银的味道。

  用曹文骐的话说,这个夏天过后,很多人一夜之间“挖到了金矿”。而Trouble则如是总结眼下的好日子:“这么多年下来,说唱歌手总算能自己养活自己了。”

  “吸霾男孩”获得了比以往多得多的商业邀约,单场演出的收入水平稳定在“三首歌五位数”。在上海“黑泡泡”圈子本就小有名气的GALI,演出报价比年初时翻了足足7倍。即便是刚刚踏入圈子的陈汝轶,9月份也先后接到了5个单子——1年前,2、3个月接1单,是陈汝轶的常态。

  这种立竿见影的变化在刘良骥的身上更是体现得极富戏剧。刘良骥清楚记得,在那些迫于生计“什么单子都接”的日子里,某次演出结束后,他从演出方老板手里接过的报酬,是一张面值50元的纸币。

  而现在,除了每月有以“万元”为单位的演出费进账,他也逐渐有了“对客户挑挑拣拣”的底气。

  然而,也有人觉得,标榜自由与独立的“黑泡泡”一旦沾染上铜臭,就有违真正的嘻哈精神。但真正身处这个圈子里的人,显然并不认同。

  Trouble见识过说唱歌手们当年的“苦日子”:“入不敷出,常年负资产,身上连买包烟的钱都摸不出。”

  翻了半天Trouble的个人微,记者在一堆“自黑”的搞笑和里,找到他在6月一个清晨发布的一段长文。在这段颇有点“鸡汤”味道的文字里,Trouble自问:如果你有机会进入主流,那些你梦寐以求的都唾手可得,你会怎么做?

  当“黑泡泡”走到台前,是继续做“说唱艺术家”,还是做一件能卖个好价钱的精致“商品”?

  在GALI看来,这曾经是个问题。面对前排疯狂尖叫着“GALI我爱你”的女歌迷,在享受这种被追捧感觉的同时,他又感到焦虑:“这些像追韩国明星一样看我演出的姑娘,到底能明白我在歌里想要表达的东西吗?”

  除了带着团队做音乐、跑通告、联系演出,Trouble现在每天还要花不小的精力在粉丝维护上。Trouble认为,眼下这波热度过后,嘻哈音乐在国内势必将从小众走向大众。而包括粉丝维护在内的“商务技巧”,在未来的路上不可或缺。

  因此,虽然Trouble在微和朋友圈里以“段子手”的形象示人,但这并不表示他忘记了身为“黑泡泡”的本分。他所做的这一切,为的是保持自己和自己音乐的“热度”。他在那条长微最后说:我是做音乐的,不是段子手。

  李津东也觉得他们“吸霾男孩”已经过了追求“小众优越”的年纪:“我们就是要做肯德基。不那么高级,但是随便什么人看到了,都愿意吃两口。”

  于是“吸霾男孩”大方地营销自己,寻找一切可以提升曝光率的机会。在接受完记者采访后,李津东在微信上十分贴心地发来一份PDF文档。这份制作精美的PDF里,详细记录了这个组合形成的过程和既往取得的成绩。

  毕竟,传播力为王的时代,如果没人知晓,又如何去告诉大众,“黑泡泡”并非“不二不三”?

  GALI最终也逐渐和曾经有点拧巴的自己达成和解:“以前可能就一直沉浸在小圈子里闷头做音乐,觉得该听懂、能听懂我音乐的人懂就行了。但现在也会更多地去考虑推广、借力大平台之类的问题,让更多人能听到我的音乐。”

  陈汝轶给自己和自己的团队定了个时间表:1年时间,一定要在上海“做出点声音”。

  做过营销的陈汝轶,对眼下的“好日子”有着理智判断:“我们这种级别的说唱歌手,现在单子都有这么多,是因为人人都知道黑泡泡在风头上。很多商家想打本地牌,但限于成本请不起大牌,所以才会看到我们。”

  陈汝轶觉得,很快就会有无数自称“黑泡泡”的人在上海冒出来,对于像自己这样刚刚起步的“黑泡泡”,未来的竞争无疑将十分惨烈。因此,如果不能在最短时间借助现在这个风口“做出来”,可能以后就永远没有机会。

  记者没有追问陈汝轶的信心源自何处,因为站在世俗的角度,陈汝轶即使最终失败,依然是有退路的。毕竟,他还有稳定的工作,有单位给他缴五险一金。

  已经成家的刘良骥同样给自己定了目标,同样是要“做出来”。只是他给自己的时间更少——不到半年。

  刘良骥自认在上海的“黑泡泡”序列里尚处在“底层”,而“做出来”的定义是至少要像GALI、Trouble他们那样挤入“中层”。他打算参加《中国有嘻哈》第二季,力争有所斩获,从而让自己能够被“看见”。

  刘良骥对成功的渴望不难理解:虚岁已34岁,但直到赶上今年的这股嘻哈风潮,他才第一次真正靠音乐养活了自己。

  刘良骥说,通过几年沉淀,他的音乐逐渐有了自我风格,也在圈内慢慢积累起人脉和资源。为了寻找支持者,他甚至尝试改变为人处世的方式,试图变得更为圆滑。唯一不变的是他对嘻哈的执着:“嘻哈是个很美好的东西,所以才会让人特别迷。”

  通过采访,记者多少也能体味到刘良骥口中的“美好”。那是对自我的坚持、对自由的向往、对墨守成规的抵抗,更是一种个的表达与真实的态度。某种程度而言,这是每位年轻人骨子里都天然携带的“嘻哈精神”。

  然而,记者最终还是把那个有些残忍的问题抛给了他:万一没有“做出来”,怎么办?

  刘良骥笑笑:“那也不会放弃。这辈子都不会放弃。指望我不玩黑泡泡,是不可能的。”

  题图说明:立志要“把乌烟瘴气的东西都吸吸干净”的“吸霾男孩”组合,由江尧、李津东、曹文骐(左至右)3位年龄相仿的上海青年组成。